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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户]曾经万元户的象征

  菲亚特126P采用了双门四座的设计,非常紧凑的车身长宽高仅为3129mm×1377mm×1335mm,相比较于老奥拓都要小上一圈,不过四座的设计使得他还是要比Smart这种两座车具有更好的实用性。

  菲亚特126P的前备箱采用前翻式的设计,但由于其深度不够使得他的空间相对比较局促,在放置备胎之后几乎没有多少余量了,这样的一个前备箱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第五代车型换装的新款仪表盘外观更接近于现在的车型,能够提供更多的车辆信息反馈,只不过相较于老款车型少了一些复古的风味。

  每当看到这样的一台老车都会感叹在他身上都是满满的回忆,菲亚特126P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第一款平民化轿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动力不足空间又小配置也非常低,但不要忘了他曾经可是万元户的象征,他所具备的那种情怀可不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的。虽然有些老车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很多人情愿翻新他们仅仅是为了实现一个曾经的梦。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台0.65升直列双缸化油器发动机,最大功率17.6千瓦,最大扭矩42.2牛·米,与之搭配的是一台4速手动变速箱,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5km/h。

  由于菲亚特126P的发动机采用后置的结构,所以侧面的进气口可不是装饰作用,是实实在在的为发动机提供进气作用的,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冷却发动机的工作。

  内饰的设计遵循着以简单实用为原则,虽然用料较为廉价,但其做工还算是比较精致。并且他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所有必要的功能都有:手摇车窗、可手动调节的座椅、通风取暖系统、点烟器、烟灰缸、手套箱、车门储物格、调速雨刮器、安全带、后视镜等等。

  由于菲亚特126P是一台四座车型,所以他可以通过翻折前排座椅进入后排。后排的空间应付一般出行绰绰有余,不过较硬的座椅材质外加上近乎垂直的角度使得乘坐舒适性大打折扣。

  菲亚特126P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引入的轿车,让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轿车私有化这个概念,那个时候绝大部分汽车还是属于国企和机关单位的配车。相对于当时引入的奔驰等高档轿车而言,他几千元的售价相对来说更加接地气一些。然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大约是每个月30元左右,对于一般家庭而言买车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只有那些被称为万元户的人们才有能力去消费他,所以他也被当作了当时万元户的象征之一。

  后视镜的结构非常简单,调整他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手掰,上面斑驳的痕迹都是岁月留下来的烙印。可开启的三角窗是那个时代许多车的标配,虽然结构非常简单但通风效果不错,毕竟那时候空调还属于高端配置,一般的车型上还真不一定能见到。

  车尾采用了溜背的设计,看起来似乎还有些许的运动气息。刹车灯、转向灯、倒车灯、雾灯一应俱全,背面的发动机舱散热孔视觉效果不错,看起来跟保时捷911上的散热孔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菲亚特126P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私家车,即便说它是我们的家轿先驱和启蒙者也不算为过,人们还给他起了“大头鞋”和“小土豆”等等非常亲切的昵称。今天要聊的这台126P是第五代车型,与前期车型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更大的进气风斗、织物内饰材料、更现代化的仪表台,并且前后保险杠材质由钢铁变成了“与时俱进”的塑料材质。

  前脸的设计简洁干练,完全没有一丝多余的线条。两个朴实的方形大灯配合下方的条形转向灯看起来非常呆萌,黑色的塑料保险杠毫无设计感可言,不过对于一款那个年代的经济型小车也不应苛责了。由于他是一款后置发动机的车型,所以在前脸上完全见不到进气格栅的踪影。

  前排座椅看起来非常的单薄外加上没有头枕,乘坐舒适性恐怕并不是太理想,但为了获得更高的空间利用率这也是无奈之举。由于原车的织物座椅不太耐脏,所以车主后来加装了一套PU材质的座椅套。

  轮胎由于成本限制采用了钢轮毂的设计,尺寸为145/70 R12,这样的宽度跟时下主流的300cc级摩托车后轮差不了太多。

  安桂生是种菜的好把式。同队里平均产量相比,他种的早春黄瓜产量高出7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下茬西红柿产量高出5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这种成果当然不是随便得来的。全区种菜的高产社队,安桂生几乎跑遍了,还阅读了十几本有关蔬菜种植技术方面的书籍。一亩二分温室有84块蒲苫,200多天里,他和妻子每天揭一次,放一次;两栋温室16个火炉子,一个冬天要推进30吨煤,推出20吨渣土。(1985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菜农安桂生经营细菜有方》

  店主马祖桥是祖传做泥盆的“泥盆马”的后代。1983年,他生产泥盆成为了“万元户”,第二年便与通县煤炭公司联营在通县新华大街开办了“吉祥阁”工艺礼品店。马祖桥激动地说:“我能在全国的大橱窗——王府井这儿开店,要感谢党的好政策!”(1985年2月2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农民进王府井开店》)

  “一个能人带富一群”

  悦宾餐馆自打开张,就没断过客人,连外国人和记者都闻讯赶来。刘桂仙的荷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1980年,在东城翠花胡同里,一家名叫“悦宾”的小餐馆悄然开张了。一串挂鞭,四张小桌,八九平方米,这家小店代表的不仅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还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喜讯。店主刘桂仙说,她这个“第一”是撞上的,撞上了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

  1998年电视台开播“光彩之路”专题片,头一次从正面介绍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朱福云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从头到尾看完了节目的父亲终于叫他回家吃了顿饺子,说了几年来的头一句话:“你们也真不容易。”朱福云听见,眼泪刷地掉了下来。(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9版,《100个人心中的邓小平》)

  1985年2月1日,王府井大街的183号门脸儿宫灯高悬,农民开办的“吉祥阁”工艺礼品店正式营业,当时的通县县委书记亲自赶来为商店开业剪彩。

  农民“万元户”屡上头版

  之前,刘桂仙和老伴都在环保所工作,一个在幼儿园打杂,一个在食堂里当大厨,共同拉扯着5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巴。一天晚上,他们听收音机里说外地开了夫妻店,就有了开小餐馆的想法。东城区工商局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还出面作保,使他们顺利从信用社贷了500元本钱。

  ▲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9版

  1984年,门头沟军庄乡东山村农民李振东购置了一辆汽车在外跑运输,妻子在家搞小水泥制品加工,很快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他们富起来之后,主动向家境困难的乡亲伸出了援手。

  ▲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1984年5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怎样看待“先富”

  ▲1984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餐馆生意红火。叶用才/摄

  1990年,朱福云从北京内燃机总厂辞职,决定“下海”。但他不敢告诉老父亲。等到辞职这事儿败露,父亲被气得大病一场,出院后再也不跟他说话。

  ▲2001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

  ▲1985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于是,王清宜组织社员发展商品生产,开门市部、饭馆和养殖场。全部投资11万元里,14000元是他自己出的,其余也是他筹集的。由于经营有方,大家伙都尝到了甜头。比如,养殖场光养貂、养鸡两项就获纯利13000多元,饭馆每月营业额也在15000元以上。(1984年5月28日《北京日报》2版,《共产党员王清宜致富不忘困难户》)

  第一,这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还冒着创业失败的风险,“万元户”的收入来之不易,这是合理的。第二,这也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果。1979年,我国开始大幅度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从而增加了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第三,大多数“万元户”的收入并不是纯收入,还包含生产成本、机械折旧费和人工费用,这一点与工业不同。第四,“万元户”善于经营,产品适销对路。第五,“万元户”的收入是以户为单位计算的,城市工人的收入是以人为计算单位的,两者没有可比性。(1984年8月27日《北京日报》5版,《怎样理解农村“万元户”的收入高于城市工人收入的现象》)

  ▲1985年2月2日,《北京日报》1版

  平谷县东高村公社有家包括两个综合门市部、一个饭馆和一个养殖场的利民综合商店。这家商店是由退休干部、共产党员王清宜组织一些社员开办的,被人们称为第22个供销社。

  进入21世纪,“万元户”已经不稀罕了。权威统计显示,2000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5726元,其中,海淀区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0092元。

  农民黄振刚一家8口人,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李振东向他传授水泥制品加工技术,建起家庭小水泥加工厂,并帮助他运输、销售。4个月,黄振刚一家就获纯收入1600多元。从1984年5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时间,李振东先后帮助9个困难户走上致富之路。他的授之以渔,赢得了全村乡亲的赞扬。(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万元户李振东帮助九个困难户致富》)

  1984年,本报刊文从五个方面解读了农村“万元户”收入高于城市工人收入的现象,回应读者关切。

  在城市里,个体户、“万元户”也遭受着非议,诸如不伦不类、“钻钱眼”等。1984年11月12日本报刊文《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其中提出,应真正承认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具有合法地位,不能有亲有疏,厚此薄彼。

  平谷县有21个乡,每个乡有一个供销社,怎么又冒出一个供销社呢?

  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的黄瓜、西红柿等细菜(指某个地方在某个季节培育的成本较高、供应量不多的蔬菜)供不应求。朝阳区将台乡大陈各庄农民安桂生发现了这个商机,决定承包温室种植细菜,并因此连续两年成为“万元户”。

  编辑:RB10

  工人“下海”致富

  不光农村有“万元户”。在城镇,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批批城里人“下海”,从事个体工商业或者开公司,也迅速加入“万元户”的行列。

  ▲1984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

  ▲大兴农民“万元户”李文瑞一家的承包田大丰收,他们将剩余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叶用才/摄

  当时,北京许多“万元户”都是依靠手工业或农业起家的。

  新世纪重新定义高收入

  ▲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9版

  不少“万元户”致富后,都不忘带领贫困户一起致富。

  对于“自家富了不忘乡亲,一个能人带富一群”的现象,本报于1984年11月发表短评指出:经济上的援助,不过救贫于一时;业务技术上的相帮,受益面终也有限。但如果能让这些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普遍推广,让其他群众也学习到这样的经济头脑,那么作用将难以估量。(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为万元户的带头作用叫好》)

  “万元户”陆续涌现出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顺义县还出了个“万元户村”——尹家府乡前陆马村的农民种菜致富,全村家庭存款余额达1000万元,户均存款5.7万元。

  如此看来,“高收入”的门槛需要重新界定了。以收入较高的海淀区为例,税务人员认为,对于高收入的界定可采取两种方法。第一、以市统计局公布的年人均工资的10倍以上作为高收入的标准,即年收入15.7万元以上为高收入者;第二、以市个人所得税与月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为依据,换句话说,即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为高收入者。(2001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百万元户数不清 高收入要重新定》)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福云认识了“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的创始人。1990年,他的第一家牛肉面大王分店在蒋宅口开张,投进去的4万元钱当月就赚了回来。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在全国陆续做起了70多家牛肉面大王的加盟店,后来还进军了乳品业。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早出现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些农户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

  前一年,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对参加县勤劳致富大会的王清宜说:“你应该进一步发展家庭经济,争取成为万元户。”王清宜是二等残疾军人,1981年退休回到大旺务大队后,一直从事多种经营,每年收入好几千元。他想,自己先富固然好,但队里还有不少困难户,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一些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万元户”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顾名思义,“万元户”是指年存款或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家庭。那时,大多数人的月工资都在几十元左右。所以,“万元户”在当时很稀罕,这个词也成为那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代名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上升,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甚至亿元大户开始出现。“万元户”的说法也逐渐演化成“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穿新衣、盖新房,买彩电、轻骑,外出旅游……看到农民的生活蒸蒸日上,有的城里人产生了想法。他们觉得农民之所以富得快,关键是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走的,如此等等。(1984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城里人应怎样看待农民的富?》)

  来源:北京日报 汪丹

  跟刘桂仙比起来,朱福云的“万元户”之路就走得比较孤独了。

  30年前一块多点钱可以买一公斤猪肉,现在30块钱可以买一公斤猪肉。

  总而言之,社会是在进步,单纯比较30年前的万元户与“新万元户”的标准没有价值。价值在于社会整体在进步,人们生活整体在改善。

  30年前非常好的电冰箱1000元左右,现在想买好一些的电冰箱没有3000元以上就不用想了(以前电器类用品税收较高)。

  由此计算得出,在吃的方面,现在的价格约是30年前的25倍。

  30年前房价平均一平米800元,现在房价一平米9000元。

  30年前高中生一学期学费20元,现在学费一学期1500元。

  30年前品牌电视600元左右,现在品牌电视3000元。

  30年前一块钱可以买一大把铅笔,现在1块钱只能买一只铅笔。

  30年前坐一趟客运车回家是5毛钱,现在坐客运车回家是30元钱。

  行住方面:

  30年前在大饭店请客吃饭一顿饭不超过50元,现在请客吃饭一顿饭没有800下不来。

  30年前米面一斤平均一毛四,现在米面一斤三块二。

  30年前,就从1988年开始做个对比

  在1988年,我国的M2存量是7425亿元。

  那么计算一下就知道:1677000/7425=225(倍)。

  30年前小学生学费一个学期约7元,现在学费一个学期800元,一些私立小学学费甚至上万。

  30年前公交车一次一毛,现在的公交车一次1元。

  回望八十年代,那时候的老一辈流行说万元户,而对于当时的环境而言,一个村子、一个地区出现了万元户,好像是一种荣誉。

  30年前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20元,现在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1200元。

  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在30年前一个洗脸盆是两毛钱,对比现在一个洗脸盆的价格平均约8元。

  30年前一个月的水电费不到一元,现在一个月的水电费五六十元。

  从现在来说,这个目标,中国至少有一半人扣实现了225万元资产: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拥有自主房贷人,全部实现;在二线热点城市,拥有自住房的人也基本实现。

  30年前一斤白糖8分,现在一斤白糖最便宜都要3元。

  2017年年末,我国的M2存量是167.7万亿元。

  30年前一颗白菜4分,现在一颗白菜3元。

  对比下,1980年代人均工资几十元,而工资超过1、200元的已经是现在社会的精英了。物价对比的话在当时而言,真的是非常便宜,几角几分就可以购买了很多需要的物品,与现在的物价通胀相比确实感觉没有压力。

  当然这个数字,完全精确计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实际货币存量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这样应该可以对比出最接近的一个数字值。

  在用的方面,现在的价格约是30年前的45倍。

  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1988年的1元钱,相当于现在的225元购买力。

  30年前过年买一新身衣服不会超过20元,现在买一身新衣服至少400元。

  在学习类方面,现在的价格至少约是30年前的70倍。

  教育方面:

  饮食方面:

  这样转换一下,1988年的万元户,也就是30年前的万元户,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0000X225=2250000(元)。也就是现在至少要有225万家产的人,才能达到30年前的万元户标准。换句话说,现在拥有225万元家常的人,是“新万元户”。

  在住行等方面,现在的价格约是30年前的40倍。

  30年前两,三分钱可以随便挑一根冰棍,但现在至少一块钱才能买一根普通的冰棍

  30年前租房一个月是4元,现在租房一个月是900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除去资产之外,现在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也比30年前的万元户生活滋润:那时候万元户不一定装的起电话,现在手机是人手一部;以前万元户穿的衣服,也是很普通,现在普通家庭哪一位没有几套衣服一双鞋子换洗;30年前段万元户,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是奢侈品,现在那个家庭里冰箱彩电洗衣机不是正常配置?

  但实际上,“新万元户”生活质量不一定达到30年前的万元户标准。因为那时候的万元户,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上最高收入哪一个群体,农村里一个村庄有一名万元户就很不错了。因为以前什么都便宜,吃的都是纯种健康食品。而“新万元户”大部分资产都沉淀在房子上,即使是农村,一个村庄没有几十上百个“新万元户”都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