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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周德武:中美的未来难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防止意外状况出现

  国防大学教授、少将乔良:我们今天怎么判断中美关系呢?简单地判定是敌人还是对手,没有意义。因为美国与中国非敌非友,从贸易战角度看,它仅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但这个竞争对手今天采取的对华方式是帝国式的,与当年大英帝国约束法国、德国的崛起是一回事。而今天美国对我们的约束不是军事上,而是经济、技术上的。

  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够在一个新时代变得更强?这特别需要我们考虑大的战略问题。中美关系要走强,中国自身发展要走强,强的标志恐怕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包括各级官员、知识分子,也包括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幸福感的获得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我相信只要中国领导人意志坚定,2019年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90天谈判不顺利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做好新的准备?第二,2019年中美双方除了比扩大内需之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很关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我对中美关系没有那么悲观。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两件事情前后相差两天,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中国改革开放那时也无从谈起;没有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未必可以实现正常化。从此之后40年,这两个伟大的事件都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其实总体也是成功,既没有出现热战,也没有出现冷战。我们现在正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对手”是什么性质呢?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对手?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界定清楚,然后做出相应的回应。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该怎么办?一味妥协或一味对抗都不可取。那就应确立共同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更多从东方的君子思维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但西方与我们完全不同。孟晚舟事件完全超出我们的思维观念,但对中国来讲是一针清醒剂。我们必须熟悉、学习这种打交道方式。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过去一年大家看到很多现象,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转折性的变化、长期性的变化。从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美国官方发布了多份报告,都把中国定位成“对手”。而过去40年美对华政策是接触+防范,以接触为主。现在已经变为以防范为主,甚至是遏制为主,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化。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当前中美关系态势很可能处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我们要思考的是中美关系40年磕磕绊绊有好多次危机,有的比现在更尖锐,为什么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生态的原因,二是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

  国防大学教授、少将乔良:我觉得从国际战略角度看,最大的战略意外是美国的战略失误。美国认为它在今天遇到的种种麻烦,都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时代误解。因为从根本上说,美国今天遇到的麻烦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例如特朗晋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是因为几十年贸易交往,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特朗普认为美国吃了大亏。可这是你自己推动美元成为全球流通货币的代价。因为你只有先购买别国的产品,美元才能走出美国在全球流通。这样一来,你即使不跟中国逆差,你也必须跟其他国家逆差。否则,美元怎么出去?出不去,还有美元霸权么?再者,有了美元输出换别国产品,美国就不需要大量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生产了,于是美国主动把制造业问外转移,再用手中的绿纸把别人的产品买回来,这也是逆羡的原因,而它带来的就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这不是别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而是姜国主动为之。把责任推给别人是没道理也站不住脚的。用贸易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只能是明火执杖地抢别人的血汗钱。

  我们今天有新的优势,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快速跃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主动塑造力,怎么把塑造力用好,第一取决于改革开放,第二取决于高超的外交技巧,第三取决于实力累积。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与危险的十字路口。首先,中美两国战略目标貌似雷同却又相互排异:中国要民族复兴,美国要使自己更伟大。相互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伤害自己的猜疑加剧。

  我觉得在两国文化、观念上美国如果闹得太僵了,就会引起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都会变僵,这是2019年大家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些美国人要在文化、观念上与中国“脱钩”,那么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会发生重大、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令中美关系可能回不到前40年的基点。

  第五,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方完胜来达到,必须双方都做一定程度妥协。在当前运筹中美关系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失控、不吃亏,不急不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面向未来40年,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首先,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经贸关系。过去40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第二,人文交流过去是深厚的基础,现在美国开始在人文交流上制造麻烦与噪音,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三,可能我们跟全球一样面临重大的困境,不得不面对两个美国:一个是特朗普的美国,一个是其他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有相同的一面,也有手段不一样的一面,我们必须要同时面对。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已涵盖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经济从压舱石到冲突点,政治领域的相互战略定位还在漂移。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互有防范,但是尽量避免对决。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动荡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世界很大,不光有美国。2018年美国不仅对中国出手,还在全球四处出击。美国国内政治在分裂、激化,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在分裂。中美关系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对待美国,美国引领世界的能力衰减了,但制造混乱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19年,美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一直视自己为中国的好朋友。过去的40多年里,我有25年生活在中国。今天我所代表的中国美国商会,也一直支持着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友好发展。我对2019年的中美关系走向比较乐观,我认为贸易摩擦的结果是双赢。为何这么说?美方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投资与贸易市场,这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我们回顾历史,只要市场开放的时期,中国经济就会更发达。当然,中国开放市场对美国也有好处,现在一些美国公司认为这个平台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要解决所有分歧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不少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

  在实力对比方面,中美两国开始发生由垂直向水平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这也导致美国的焦虑,打压中国是战略图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政治、文化上,中美之间都在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于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很多主导世界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态度变化。在中美关系里,这个趋势也体现出来。过去中美期望借助道义上的制高点来进行博弈、沟通、协调,都试图以更具道德或文化上的优势为基础。现在美国则不顾忌这些,直截了当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冲突,美国一些保守主义精英甚至把美国国内的问题都外溢到中美关系上,比如芬太尼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未来中美关系的突发性事件会越来越多,我们希望90天之后中美可以达成协议,这是简单的“休战”。未来“竞争”甚至是“较量”会越来越激烈,因为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和蓬佩奥在布鲁塞尔演讲已经表明,美国人要给世界一个新的规则。当然美国人有没有能力,重新塑造联盟、重塑全世界的秩序,这要打一个问号。

  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头通向“新冷战”。如果中美所有问题都被战略化、政治化,那么中美进入新冷战不可避免。但如果双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有可能建立一种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经过2018年双方激烈博弈之后,我认为2019年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比2018年稍平静的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将决定中美是走向新冷战,还是建立起新的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

  第三,中美关系互动有恶性循环甚至失控的风险,尤其是“战略意外”发生后都不肯放弃尊严使得双方难以达成“体面的妥协”。

  此外,美国必须找到自身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那就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出现。因为美国虽然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和互联网经济的始作俑者,但美国典型的传统的资本主文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明显地在很多方面已不适应互联网经济。这就是美国可以产生乔布斯,但却难以出现马云的原因。

  所以,美国必须从下面这个例证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年柯达与富士胶卷的竞争,是导致柯达衰落的原因吗?不是。导致柯达衰败的原因是科技进步。因为数码相机出现了,这才使所有的胶卷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今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中国给美国带来的。但不可否认,中国适应的速度比美国快,美国人应看清楚这一点,打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在这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环球时报年会第一议题嘉宾讨论精彩内容摘编)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我对2019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根据现行的体制性特点,中国的动员能力很强。而且中国官方在今年已经多次表态,根据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与人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进口。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时刻是有远见卓识的。

  在政治生态方面,过去中美双方在处理所有尖锐与敏感问题时,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控制问题不要外溢。而现在通常会把个别矛盾或具体问题政治化、战略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反复讲不打地缘政治的小算盘,但美国许多人仍固执地宣称“这是全球地缘战略”。

  中美依旧“非敌非友”

  第二,中美互动中的态势是“美攻、中防”。美国综合战略焦虑症导致了动作走形,中国则希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

  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了对中美经贸谈判的白皮书,用大量的事实披露了谈判受挫的真相,国际社会反响强烈,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可以说,自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谈判的立场及思考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我们对美国挑起这场贸易战的真正原因理解是否到位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写道,“政治领袖的最大挑战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推倒重来。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用这句话来形容中美关系的走向,再贴切不过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表示,中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另起炉灶,只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尽管苦口婆心,但美国人就是不信。

  实际上,特朗普本人更多受制于选举政治的逻辑。2016年,特朗普比希拉里少了289万张普选票而当选总统,胜得有点偶然。对连任看得如此之重的特朗普,需要继续稳住基本盘。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逻辑是,过去他们过得很苦,无人关心,现在依然很苦,但至少有特朗普替他们说话。所以,特朗普出台了许多看似冲动的政策,其实背后站着一个在全球化中没有受益的群体。

  近两年来,美国遏制中国的话题不再遮遮掩掩。国会、军队、学者、大学等都加入到反华大合唱之中,美国国务卿等高级官员不遗余力游走世界,使出浑身解数,动员盟国构筑遏华统一战线。尤其是美国斩断华为供应链的做法,极大改变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迈出了中美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危险一步。

  令人欣慰的是,美国这一轮封杀中国的做法,国际社会呼应者寥寥。英国明确告诉美国,用不用华为,将由英国自己作出决定。世界已经深度一体化,中国已成长为经济巨人,中国巨大消费市场所形成的磁力将吸走世界上每一颗铁钉。英澳日等国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让其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处在第三方位置的“旁观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呼吁世界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以及让中国更多参与世界新规则制定,同时也不忘记提醒中美双方,“必须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特朗普的当选本身就是美国分裂的产物。奥巴马夫人就曾尖锐批评过,把特朗普推上总统的宝座,说明美国价值观的沦丧,道德标准不再追求高线,而是在比低线。多变、善变及易变的特朗普将世界推向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看似毫无章法的他,其背后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一方面,在特朗普眼中,只要保持老大的地位,采取什么手段他都不介意。另一方面,美国看似正在与中国下一盘更大的棋。其背后的动因是,建制派的战略家们本来对特朗普并不看好,但特朗普的当选让共和党的精英沾光不少,他们干脆顺水推舟,借特朗普之手把中美关系往竞争对抗的道路牵引。

  提高双方指责的分贝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对全球都会带来不小的破坏。更何况,许多重要的难题如朝鲜半岛局势,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问题,都需要中美的共同参与。西班牙一句谚语说到:“旅行者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中美关系的未来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史无法提供答案,穿过“无知与狭隘的高墙”,才是中美关系的希望之路。(作者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

  承认现实是迈出正确决策的第一步,但这个过程有时曲折而漫长,特朗普的做法是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贸易战采取对日的打法,由当年的操刀手莱特希泽主导;政治战、科技战则采取对苏的打法。综合而立体的混合型战法大有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一些美国专家担心,中美关系可能朝着不可修复的方向“自由落体”。

  美国无法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法扳倒美国。从历史来看,美国虽有战胜苏联和日本的先例,但“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而在经济上却是侏儒;日本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军事上却无足轻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将达至美国67%的黄金分割线,与当年苏联、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30%左右相比,简直不是一个量级。

  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另一个国家充满了恐惧。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洛德所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过度了”。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说,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传达一种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感觉,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未来中美双边对话与谈判往创造就业机会这个领域靠拢,想必可以找到更多共同语言,有利于重构中美合作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或可减缓中美经济脱钩的速度和烈度。

  在美国战略家眼中,美国不仅看意愿,更看重能力。光有意愿,没有实现意愿的能力,美国人不在意;而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却说没有这样的意愿,美国人则不会信。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逢强必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问题在于,影响力和霸权是两码事,“负责任的仁慈大国”与“恣意妄为的霸凌”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前者是王道 ,后者归于霸道 。

  美国看似不理性的做法,尤其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的说辞,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近乎“经济文盲”,但美国方面对此却有着宗教信仰般的坚持。其实,我们必须从美国的选举政治逻辑看待这个问题。

  然而,制造业的回归非常之难。奥巴马时代就曾做出种种努力,但效果不彰。所以,特朗普出此狠手,试图切断中国产业链,大幅度降低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所得税。如果说过去一些企业还在观望的话,那么,现在一些企业主真正开始思考“是该回去”的时候了。从经济角度计算贸易战的得失已没有意义,在沃尔玛买到便宜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拥有一份工作事关人的尊严。从宗教意义上说,拥有一份工作的意义完全超过了我们常规的思维视角。按照基督教新教教义,把崇尚劳动与敬业视为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把工作干到极致,挣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升入天堂,否则将来就要下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给了失业人群,特别是白人蓝领精神抚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与墨西哥“躺枪”也在意料之中。

  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

  习近平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特朗普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口。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根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统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关系;你还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确定的原则和方向,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保持对话接触,希望美朝双方显示灵活,相向而行,尽快重启对话,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面。我对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最愉快的一次出访。我亲眼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取得的非常伟大的成就。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努力工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系,并表示相信美中元首此次会晤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定向把舵,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表示,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一直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特朗普表示,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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